6月27日星期二的早上，一场人间惨剧在法国上演。在位于巴黎郊区的楠泰尔（Nanterre），再次出现了警察暴力执法导致民众死亡的一幕——这次的被害人是一名年仅17岁的少年，他的名字是纳赫尔·梅祖克（Nahel Merzouk）。事发前，纳赫尔与同行两人在楠泰尔县火车站附近被警察拦下。一名警察用枪指着纳赫尔的头，威吓他道：“快点！不然叫你脑袋开花！”之后打他。纳赫尔被吓得手足失措，误把自动挡汽车的刹车给松开了，汽车于是开始向前行驶。就在这时，警官开枪打死了他。
起初，警方声称自己是正当防卫以试图向逝者甩锅，但现场录像[1]很快就被传播开来，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警察不仅杀害了一名正值花样年华的少年，而且还企图将被害人的死亡归咎于被害人自身。在某个位于郊区的工人住宅区里，居民几十年来一直是警察骚扰和施暴的对象，刚刚发生的这起警察犯罪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没过多久，公众的愤怒便一发不可收拾。周二当晚，法国开始爆发起义，里昂、波尔多、图卢兹和里尔等多个城市星火燎原。人们通过纵火、焚烧汽车和公共建筑以及与警察发生冲突来宣泄他们的愤怒。
主流媒体给反叛者们贴上虚无主义的标签，但恰恰相反，他们的目标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当一群年轻人围攻南希附近的公共金融中心[2]时，他们抗议的是以阶级为基础的税收制度。对巴黎富裕地区的破坏，如巴黎里沃利大街（Rue de Rivoli）和巴黎十二区（the 12th Arrondissement）[3]，打住了法国资产阶级秩序的七寸。焚烧奥运会场地施工区响应了养老金改革运动的激进口号：“没有撤销（养老金改革法案），就没有奥运会！”[4]在里昂，当法西斯组织伏击有移民背景的年轻人[5]时，他们以强有力的反法西斯斗争为自己辩护。
系统性种族主义
除了警察犯罪本身极度冷血和残忍之外，是什么引起了人们对警察谋杀年少的纳赫尔一事如此大的反应？要理解这种情况及其政治含义，就要意识到受害者不仅是个年轻人，更是一名非白人的工人阶级男性。事实上，根据法国监察专员2017年的一份报告，警察暴力对黑人和阿拉伯人造成的影响是白人的20倍。[6]
在位于巴黎十二区的帕格尼尼社区里，我们遇到了两名年轻的阿拉伯示威者，他们向我们讲述了自己面对警察时的日常经历：“他们总是向我们施加压力，和我们擦肩而过，做一些完全不必要的检查，肆言詈辱，评头论足，所有时候都是。根本不带间断的。无休无止。他们朝我们脸上吐口水，羞辱我们，对我们处以不公正的罚款。他们制定规则，而我们只是被安排的奴才。他们觉得我们就该这样受着。”
然而，像这样被联合国和欧盟等组织广泛谴责的种族主义问题并不止存在于公安势力[7]中，连就业机会方面也是如此：根据同一机构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可知，“在法国本土，真正或假定的（移民）出身是仅次于性别的第二个最常见的歧视标准”，有“11%的个人声称在过去五年中因（移民）出身或肤色而遭受过至少一次歧视。”报告还提到，“来自北非或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后裔的男性……的平均月薪比非移民血统的男性低7%。”在住房方面情况更糟，同一调查显示：“拥有阿拉伯或非洲名字的人与房东初次见面的可能性分别降低了27%和31%”。这是经济剥削和种族主义的双重压迫。
“法国（剥削阶级）在非洲殖过民，在利比亚打过仗；在十年多前，它们杀害了卡扎菲；它们在多个国家进行殖民，侵占中东地区，犯下多少惨无人道的恶行……而现在，它们谴责年轻人通过焚烧垃圾和汽车的方式来要求公平正义。”
Shahin Hazamy
回到警察对有色人种施暴的问题上来，在郊区，这一问题的数量翻了十倍，成千上万的贫穷移民者和移民者后代们压肩叠背地挤在烂尾楼里，以让自己更有可能反抗不公。当局对种族主义阶级镇压的痴迷不醒已经造成了社区中许多人的死亡，反种族主义活动人士现将其称为大肆“问斩”。
如果这一切听起来耳熟，请记住，2005年法国郊区的起义是由两名少年的死亡点燃的，他们在竭力逃脱警察的骚扰时躲入变电站被电死。11年后的2016年，黑人阿达玛·特劳雷（Adama Traoré）被杀害，死因与2020年美国的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别无二致：窒息死于警察手下。次年2017年“Theo事件”[8]，即在逮捕一名22岁男子的过程中，一名警察将警棍插入受害者的肛门，又是一场恶行。这在法国许多工人阶级社区里掀起暴怒。近期，一个19岁的孩子在昂古莱姆被警察杀害[9]，事情就发生在这次楠泰尔谋杀案的两周前。这一清单还在继续。这里提供的只是传播最广的几个例子，不过是警察暴力事件的冰山一角，法国有色人种日复一日遭受着的，是更加赤裸裸的暴力。
然而在法国社会，警察的暴行甚至不被视为一种暴力形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媒体言论倾向于将警察的镇压合法化、将当地青年的反抗妖魔化。我们在帕格尼尼区遇到的两名抗议者与我们分享了他们对局势的深刻看法：
“法国的问题是，只有我们黑人和阿拉伯人反击时，暴力才会被搬上台面，仿佛一个向警察放鞭炮的年轻人会比一个用警棍猛击年轻人肛门的警察更令人惊恐。试问几年前他们对年少的Theo的所作所为又算什么呢？他们才是实施极端暴力的那一方，当警察因为侮辱对方时对方愤慨回嘴，就掐死出门上班的年轻人时，这才是暴力。而那些因为不断遭到杀害、骚扰或攻击而爆发的年轻人，我称之为自卫。”
被驱逐者”的历史
为了充分理解为什么法国穷人和非白人人口怀有如此根深蒂固的愤怒，我们除了要分析国家种族主义的机制外，还必须了解法国的殖民历史。沙欣是一名反种族主义活动家，也是驻巴黎地区的记者。在与我们交谈时，他提到了法国的殖民历史及其与当前事件的关系：“法国（剥削阶级）在非洲殖过民，在利比亚打过仗；在十年多前，它们杀害了卡扎菲；它们在多个国家进行殖民，侵占中东地区，犯下多少惨无人道的恶行……而现在，它们谴责年轻人通过焚烧垃圾和汽车的方式来要求公平正义。”
法国有很长的殖民主义历史。从19世纪末开始，法国开拓了大片的殖民地，特别是在西非，如塞内加尔、尼日尔、贝宁、象牙海岸等等。针对土著居民的具体立法（《土著法典》）很快出台，以一套比法国严格得多的法律制度来约束他们。此后，法国资本集团开启了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如棕榈油、染料木、橡胶等）的殖民地区长达70多年的掠夺。
在这一整个时期，被压迫人民通过叛乱来破坏殖民政权的景象随处可见，但直到上世纪后半叶，这些斗争才变得更有条理，并取得了持久的胜利，这时人们才得以考虑独立的可能。尽管大多数法国殖民地在1945年至1977年间实现了政治独立，但法国资本及其跨国公司往往保留了对关键经济部门的控制。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殖民地都获得了独立，在这些“海外领土”爆发抗议时，警察仍然用真枪实弹来镇压示威者，如2020年的新喀里多尼亚事件[10]；最近一起发生在马约特和法属圭亚那，一名男子在反对警察暴力的示威中被杀[11]。
凭借长年累月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剥削的积累，法国帝国主义者发动了毁灭性的内战，以阻止新生国家拿回部分经济的管理权。因此，许多来自刚果、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和其他国家的工人在法国资本集团的引诱下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在工资极低且缺乏基本保障的部门工作。
到达法国后，他们被安排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一样糟糕，“Chibanis”（阿拉伯语中的“宠儿”）铁路工人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最近才赢得了对国有铁路公司（SNCF）的诉讼[12]。而几十年来，公司一直歧视他们，向他们支付低于法定工资水平的工资。
当资本主义从70年代起再次陷入螺旋式衰退时，最先受到危机冲击的是社会中最不稳定的成员，即移民工人。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大规模失业逐渐生根发芽，在一个因阶级、肤色和宗教信仰而被视为二等公民的国家里，蹂躏着那些试图生存的移民后代。受贵族化的一定影响，大量穷苦的有色人种群众被迫搬离了租金持续上涨的市中心，去往被国家荒废的郊区。在法语中，用来指大城市郊区工人阶级社区的术语是“banlieue”。这个词非常重要，因为它的意思是“被放逐的地方”或“被放逐者的地方”。
法国政府对这些“被放逐”的人口的任务一直是将他们控制或监禁在郊区，防止他们反抗这种常年被侮辱侵害的处境。警察年复一年地加强镇压，甚至达到了扼杀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程度。在右翼和左翼政府实施的一系列警察计划中，所谓“敏感”社区监视与军事化的最新进展被称为“Reconquire Républicaine”（2018年启动的“共和党再征服”计划），包括在整个法国增加部署数千名警察，以进一步在被驱逐者的社区里进行打击和镇压。[13]
捍卫既定秩序的媒体战
在谋杀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敌人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媒体战，为那些犯罪的警察开脱罪责，并指控是受害者自己导致了自己的死亡。在BFM-TV（由亿万富翁和多重累犯逃税者帕特里克·达希所有）上，一名记者询问我们是否应该首先“想想这些感到威胁的警察的真诚。”[14]公共和私营电视台从未公开表明武装警察杀害年轻人是合法的，无论是否存在“真正的”威胁。维萨姆·凯莱（Wissam Xelka）是脱殖和反种族主义团体Paroles d’Honneur的主要活动家之一，他指出，警察为什么杀人与受害者是否完全没有过错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凯莱指出，左翼的战略转变导向了“无辜主义”，即试图把受害者描绘成纯洁无辜的。但是他无不无辜又有什么所谓呢？即使是最卑鄙的人渣也不应被警察那样杀害，至少在一个法治国家不该是这样。在一个宪法国家，即使是这样的人渣也有权接受审判，而不是被杀害。但现在看到的却是，即使是一名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17岁受害者，（媒体和当局）仍然会说‘可是他被捕了啊！’于是我们最终迷失在这场是否无辜的争论中。”[15]
与此同时，极右翼的法国社会“奴役”（“野蛮化”）论调——真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大替代”（注：用阿拉伯人取代白人）——在电视和社交媒体上自由驰聘，而左派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在给街头青年强加无辜形象以作辩护的同时，明确反对警察暴力。前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埃里克·泽穆尔（Eric Zemmour）警告称，一场一触即发的“种族”和“种族之间”的战争即将爆发[16]，它会掀起风暴，并向警方中的最右派给予援助，即声称自己受到了“伊斯兰左派”势力围攻的那群人。当他摆出这一套“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阴谋论的20世纪最新变体时，他就已经越界了。
埃里克·泽穆尔的走狗们也没过多久就组织起对警察派别的支持。周四，他的前代言人让·梅西哈（Jean Messiha）在GoFundMe（一个美国众筹平台）发起了一场众筹，以支持杀害弗洛里安·M·纳赫尔（Florian M）的警察的家人。截至周一上午，该基金已达到150多万欧元……相形之下，为纳赫尔亲属发起的捐款活动却仅仅筹集到44万欧元[17]。
另一个同样荒诞滑稽的对比是J·梅西哈（J Messiha）为支持被控蓄意杀人的警官而发起的GoFundMe众筹，以及2019年为帮助前拳击冠军克里斯托夫·戴廷格（Christophe Dettinger）而发起的筹款活动[18]。戴廷格因英勇地以赤手空拳对抗袭击黄背心运动成员的警官而被捕。支持后者的活动在政府的压力下被迫结束，而呼吁捐款给杀害纳赫勒的凶手的家人的声音却仍然继续。
超越煽动暴乱
人们将今天的事件与2005年的暴乱作了许多比较。虽然表面上就暴动的风格而言——纵火、警察和年轻人之间的冲突——这两个事件是相似的，但更深层的社会背景并非如此。2005年，在资本主义和法国政治集团尚未完全破产的情况下，主要的反政府斗争仍大多发生在或多或少制度化且温和的工会运动框架内，这使得政府对工会运动做出了更多让步。而当下，已是大厦将倾：警察最轻微的紧缩措施，最细小的独裁举动，就会立马引爆政党和工会都无法控制的大规模叛乱。
本台驻当地记者沙欣将情况总结如下：“今天的抗议活动规模更大，范围更广。2005年，叛乱持续了将近一个月。但今天，仅仅三天，整个法国就受到了重创。因为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这些年轻人就使国家陷入了瘫痪。……就反叛的强度而言，这比2005年要强得多。”
法国社会制度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与我们在其他如英国、德国等欧洲帝国主义国家所看到的有许多相似之处。虽然法国暴动的方式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有色人种起义，但愤怒同样迅速蔓延到了周边国家，如瑞士[19]和比利时。
当然，除非在几年内再次出现同样的条件，否则进步的反种族主义力量之后必然要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将群众的愤怒和战斗热情转化为能够取胜夺权的大规模政治运动。维萨姆·凯莱说到：
“我们是反种族主义活动家，不是暴乱煽动者。我们身负重任。因为这些骚乱实际上反映的是政治上的匮乏，是由于社区成员没能形成组织。”[20]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政治计划，正如“banlieue”说唱歌手马戴恩（Medine）在他2020年的歌曲《Grand Médine》中所描述的那样：“你们（班利厄斯）没有什么伟大的战争，没有什么伟大的事业可以牺牲自己。”[21]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郊区的人民不会被愚弄。他们不会信任那些纯粹出于机会主义去搞身份政治的政客，也不会信任那些根本无法真正拔除种族主义压迫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政客。沙欣叙述的一件轶事非常恰当地概括了郊区居民的这种态度：
“当左翼议员卡洛斯·马滕斯·比隆戈（Carlos Martens Bilongo）来到楠泰尔的巴勃罗·毕加索社区与人们交谈，说他与他们同在时，人们把他赶走了。他们让他离开。因为政客都希望我们给他们投票，拉票的时候都会甜言蜜语，可是一旦他们当选，……他们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赚黑心钱，我们的生活则毫无改善。”
毫无疑问，这就是法国郊区的群众主体拥有真正的政治直觉的证据。
